2019年12月，我离开了我在中国西安的家，在印度度过了短暂的假期。但是我几乎没有想到，之后我不得不穿越三个国家，经历几个警报状态并等待八个月才能再次回到位于西安的家中。
实际上，我还没有成功回家，因为我正在一家中国医疗旅馆中隔离，现在是第八天，还有20天的隔离等待着我....之后我才能打开家里的大门，才能回到老师的工作岗位上。
中国很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先暴发国，而武汉是大流行的第一个震中，但是在武汉暴发后，中国立刻隔离了武汉这个城市以保证病毒以相对受控的方式在全国传播。
自从这一流行病在2020年1月至2020年2月在中国的新年假期达到最高峰后，中国选择了延长假期的政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全国各地都在网上开设课程，大大限制长途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鼓励远程工作，并且邻里社区严格监控公民对隔离规定的遵守。另外对于必须往返于不同城市的人，大规模检测和强制性健康QR码的引入必也有助于病源的追溯。
因此，截至3月中旬，中国在控制大流行方面已经处于有利地位。
出于这个原因，当病毒如浪潮席卷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然后席卷整个美国时，中国毫不犹豫：3月26日，中国宣布对所有外国人关闭边境，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居民。
尽管欧盟在初夏与中国进行了谈判，但中国仍旧选择遵循自己的时间表。直到八月，中国才对外国居民重新开放边界，我很幸运能够开始漫长的回家历程，并且为此进行了多达12次的检测。
第一次测试是为了获得一张不起眼的飞机票。
中国不仅“残酷”地减少了飞往其国家的航班，而且还实施了各种输入性病例的控制策略。例如，飞往北京的飞机被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城市，以保护首都的健康，或者更有效的是，旅客中出行感染病例的航空公司要被处罚，例如减少航班等。
在这种情况下，要从马德里飞往西安，我的航班起飞的频率还不如乡村巴士（每周一趟），但要花去加勒比海的价格（1700欧元）。在以前花费600的跨洲航班上现在需要花费约3000欧元。
咬紧牙关买了机票之后，我迎来了下一个挑战。
在9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本地病例为零，只有少量输入性病例。为了使这一数字最小化，中国要求所有旅客在飞行前连续14天发送“ app”报告其健康状况。外国旅客还必须在航班起飞前不到72小时接受PCR测试，并在大使馆盖章。
在回中国途中，飞机已经满员，所以不可能不撞到别人。由于无法保持安全距离，我乘坐飞机的大多数乘客都选择穿着防护衣。实际上，空姐也改变她们通常的优雅装束，换成了防护服，其飞行代码用记号笔写在背后。
甚至咖啡托盘也已被手枪温度计所取代。在登机之前，登机中和飞行过程中，他们会努力测量乘客的体温。
我想说，在几个月梦想返回家后，经过数小时的飞行我终于抵达了中国。
但是接下来的6个小时中，防疫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严格：温度测量排队（第五次），新PCR采样，护照检查，购买巴士票，将我们随机送到酒店，到达接待处，为旅客全身和手提箱消毒，温度测量（第六次），房间分配，费用（500-900欧元，由每个人承担），最后，隔离在酒店房间。
顺便说一句，当我说“隔离”时，我并没有太夸张：有些酒店甚至设有运动传感器，以确保被隔离人员不会离开房间。每天在门前发放食物3次，没有人进入房间进行清洁，把手和灯都用塑料包裹，如果离开房间一次，则要重新计算隔离时间。
今天，在我的豪华酒店房间中，我经过10天的隔离而没有离开房间，我遗憾地得知了新冠病毒第二波疫情席卷西班牙的消息。
两天前，当我发现一个朋友可能被室友感染了，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将自己隔离在房间里？暂时搬家？他的简单回答是：“什么都没有，到最后我们都会被感染。”
这种失败的态度，就像贯穿整个西班牙的那种态度一样，使我震惊。
我想在此发送一条消息：“我们最终都会被感染”或“我们应受到限制”是一种假定的态度，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
当然，在没有中国长期规划能力、产业灵活性和执行权的另一个国家，中国的零传染战略肯定很难应用，但是这不能成为欧洲政客不作为的理由。其他亚洲国家，例如日本或韩国，在控制病毒方面也显示出极大的效率。此外，许多非洲国家在减少感染人数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样令人钦佩。
西班牙管理者并未真正行动起来（聘请老师，强化公共卫生，强制性远程工作，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激励措施），而是一直采取空洞的措施（手消毒和指责公民）。
我们不能相信，这一大流行是不可阻挡的偶然事件，没有任何“罪魁祸首”。
在我们手中，需要有人承担起责任！
发表于 2020-10-7 21:47:36
